法制维权 — 法制建设

[概述]

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亲缘关系之中，家庭、婚姻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与载体。近年来，受社会发展、观念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影响，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。但是，无论社会如何发展，婚姻大事不可视同儿戏的传统观念仍值得珍视，“说离就离”也不能成为一时的任性之举。民法典对因感情破裂而准予离婚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。

[案例]

刘某与祝某2005年登记结婚，双方均系再婚，婚后未生育子女。双方婚后因拆迁利益分配产生矛盾并分居，刘某于2019年4月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被驳回。

2020年10月，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。其主张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后，双方仍然处于分居状态，关系并未改善。祝某不同意离婚，经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仍各执己见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双方均系再婚，对于家庭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应相互信任、相互理解、加强沟通。只要双方各自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，加强沟通和交流，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有改善可能，此案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判决驳回离婚请求。

刘某不服，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1月13日，该院经审理认为，法院于2019年5月判决双方不准离婚后，双方又分居至今已满一年，现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应当准予，改判支持刘某的离婚请求。

[法条]

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，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，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。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、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。（第一千零七十六条）

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，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果感情确已破裂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当准予离婚：（一）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；（二）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；（三）有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；（四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；（五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

一方被宣告失踪，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

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，双方又分居满一年，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（第一千零七十九条）

[专家说法]

姚佳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审、教授）

兼顾人文关怀与时代发展的婚姻解除制度

婚姻家庭法是典型的身份法，蕴含伦理性、人文性，是“法律化的道德”和“道德化的法律”充分融合的体现。婚姻家庭法的制度构建充分关照个体与家庭利益，并旨在实现个人、家庭、社会与时代“四位一体”的全方位发展。

在我国，离婚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协议离婚，当事人在自愿情况下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。二是诉讼离婚，在夫妻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，需到法院起诉，由法院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判决。本案属于诉讼离婚案件，刘某两次到法院起诉与祝某离婚，但法院认为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有改善可能，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因此没有准予双方离婚。

实践中此类案例不在少数。一方反复起诉离婚，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，法院考虑到不存在重婚、与他人同居以及家庭暴力等情况，均判决不准离婚，而双方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感情，只能勉强维系形式上的婚姻关系。这种情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婚姻本身的意义与价值。如何把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判断标准，确实给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提出了难题。

在婚姻自由的基础上，婚姻法作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，其所要实现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个体权益与人格独立，通过制度完善实现价值选择与法律规则的合理可行。在诉讼离婚情形下，人民法院以调解为前置程序，对于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，主要从婚姻基础、婚后感情、离婚原因、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多方面进行判断。

然而，在实践中，法官作为某一婚姻关系的“旁观者”，即便其再换位思考，也很难将自身完全“代入”某一具体的夫妻关系之中，可能会遇到较多判断难题。这也就出现了当事人意欲坚决离婚，而法官却试图从客观角度判断不准离婚等诸多“两难境地”。

民法典在婚姻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，增加了相关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，即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，“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，双方又分居一年，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，应当准予离婚”。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具有积极意义，对法官掌握相关判断标准也增加了一定可操作性。

2020年12月通过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22条规定，“民法典施行前，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，双方又分居满一年，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，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”。本案二审时民法典已正式施行，案情也符合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。因此，二审改判准予离婚。

本案是适用民法典新规定审结的全国首例婚姻关系解除案件，体现出法律旨在维护婚姻家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人文关怀，同时也实现了符合现实需求和时代要求的公正裁判价值。